当红一军团抢占道县的时候，红五军团在远离军委纵队两百多公里的土地圩附近阻击着粤军和湘军两个师的追击。
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的十七、十八团相互配合与敌人激战两天两夜，保证了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顺利地渡过潇水。
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
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
这时候，军团首长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要求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
也许因为意识到第三十四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第三十四师是有理由的。
第三十四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官兵组成，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
师长陈树湘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任红四军连长，一九三一年任红十二军团长，一九三三年任红十九军第五十六师师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
政委程翠林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一九三三年任红十二军团政委，一九三四年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第三十四师政委。
第三十四师全师干部，大多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
此时，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敌情日益严重之际，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身上。
在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时，军团首长与第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
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同样对第三十四师的命运有不祥预感的军团首长叮咛不止：
“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
——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林，都不禁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是永别。
主力部队西进后，师长陈树湘命令一〇〇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促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第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第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
然后，陈树湘带领一〇一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林带领一〇二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
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激战，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
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后，第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
但是，第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七十五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被敌人完全封堵。
第三十四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中。
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已离他们远去。
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第三十四师合围而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阻击战，第三十四师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
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第三十四师断粮多日，可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中。
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的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