铊一般以化合物的形态存在。高校里的三起铊投毒案，北大案件中使用的是硫酸亚铊，中国矿业大学案件中使用的是硝酸铊，只有朱令案，警方的措辞是语焉不详的“铊盐”。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只能从朱令的检测样本里查出铊含量，但是，我不能从检测结果来反推投毒的原始物质到底是铊的哪种化合物。”陈震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也只是让我检测是不是铊中毒，没有提到要更具体地检测是哪种铊盐。理论上是可以检测的，铊是阳离子，那么就从阴离子来判断它是什么化合物，看看是硫酸根、碳酸根还是其他阴离子。可是人体内本身也含有这些阴离子，还是很难判定。至少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从来也没做过这种检测，1988年以后再不做跟铊有关的实验了，我以前曾经带过一个学生，他也只做了两年就不做了，出国了。”
显然，警方不能从陈震阳那里得到铊盐具体形态的答案，此后若干年里，警方依旧使用“铊盐”的说法，这只能说明，在朱令案里投毒方式的排查失败了，警方找不到下毒的介质，就更谈不上检测出导致朱令中毒的毒源具体是什么、来自哪里。警方能够确认的只有两点：第一，清华的实验室里有硝酸铊，清华老师童爱军的课题组在试验中需要用到硝酸铊;第二，童爱军课题组里有7个学生，5个研究生，2个本科生，其中本科生孙维刚好跟朱令在同一个宿舍。
在朱令案里一筹莫展的李树森，两年后又遇到了北大的投毒案。这一次很幸运，他和同事们不用大海捞针般寻找毒物来源，王晓龙不仅供述投毒用硫酸亚铊来自北大化学系的实验室，还带着警察找到了他藏匿起来的铊盐、称重天平和碾钵。即便王晓龙如此配合，警方的办案还是遇到了阻碍，因为除了口供，他们无法确定王晓龙具体的投毒量——这直接关系到定罪量刑，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和朱令案一样，陈震阳只能给警方一个铊盐致死量的估算，但他不能通过铊含量的检测来反推下毒的量。陈震阳告诉本刊记者：“因为铊盐在身体内是每天都会代谢的，数值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代谢情况也不同。”律师马朗宁回想起来，在律师会见和庭审的时候，“王晓龙都说他被警察刑讯逼供了，警察打他，不给他吃饭，要他承认一次投了超过致死量的铊盐，这些材料庭审笔录里都有的”。
每个案子都有特殊性，中国矿业大学的案子是另外一条破案路径，他们通过排查和技术手段，确定了毒物的来源和数量。办案警察回忆：“我们当时考虑了作案动机，因为不论是杀人还是投毒，一般都有因果关系，受害人年龄都不大，和同学没有什么严重的矛盾，只有一个人是之前和他们关系不错，后来疏远了，我们开始对这个人询问、测谎，后来在他的计算机找到了购买铊的记录，顺着线索找到人证、物证。”“购买记录是很重要的线索，我们找到了他购买铊盐的网页、电话，和卖家讨价还价的记录，一看到这个证据，我们就高兴死了。”“我们找到了卖铊的‘上线’，他也交代了和徐州这边的联系，购买的数量、寄出和收货的地点，作案工具，这些都能和口供对得上。”从1997年6月10日接到报案，到6月12日锁定嫌疑人，徐州警方只用了两天时间。
回到朱令案，情况实在扑朔。根据朱令家人的说法，清华有铊盐的事实，并不是清华主动承认的，而是警方通过调查掌握了证据，清华才不得不承认的。因为清华大学方面拒绝接受采访，我们无法证实他们当年的态度，不过2013年5月8日北京警方的回应倒是证实了他们的调查：“专案组依据朱令的日常活动情况，深入调查走访了130余名相关人员，并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铊盐的100余家单位开展工作。”关于警察的走访，贝志诚的记忆里只有一个细节，他是朱令的初三同班同学，后来考上了北大，因为北大要军训一整年，所以大学时比在清华就读的朱令要低一级。他最早通过互联网为朱令的病情诊断向国际求助，2006年孙维的自辩声明又引发了他的质疑，开始在网上激烈论战，把自己牢牢绑在朱令事件里。
“我只跟警察接触过一次。”贝志诚很笃定地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我宿舍里有个哥们儿的女朋友在清华，这个女孩传回来了一种说法，说朱令铊中毒，是因为她父亲在走私铊，我很生气，觉得必须把谣言的源头找出来，造这个谣的人也许就是凶手。我打电话跟朱令的父母说了这个事情，过了几天，有一位警察来找我，我只记得他姓李，他态度很好，说自己以前也在燕园派出所工作过，还夸我们北大的学生好样的，然后问谣言的事情，我就把哥们儿的女朋友说出去了。后来我问我那哥们儿，警察去找了他女朋友没有，我的哥们儿很生气，说警察去找她了，而且态度很不好。后来，警察再也没有找过我。”虽然这谣言的源头最后并没有找到，但贝志诚提供的细节倒是可以证明一点，当年警方专案组的调查，连这样细微的线索也没有放过，只是依旧没能破案。
疑点与可能性
北大的投毒案，是唯一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1998年一审，王晓龙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刑期10年。他没有上诉，律师马朗宁回忆起来都觉得很遗憾，“上诉不加刑，他投毒的事实是肯定的，没什么好辩，当时我的辩护主要是针对罪名，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两名受害者的鉴定结果都是轻伤(上限)，如果罪名是故意伤害，那么量刑就可能在3年以下”。
在马朗宁看来，这个案子里最大的疑点和空间就是投毒量。王晓龙供述，他一共在实验室里偷偷取了3次硫酸亚铊，他查阅书籍，知道铊盐的致死剂量是8?14毫克\/公斤之后，根据小江的体重做了一下估算，认为500毫克是一个不会致死的剂量，就用天平称取了500毫克，用碾钵磨成粉末，磨完后又决定要分几次投毒，担心粉末掌握不好剂量，又重新用天平称取了200毫克，单独磨成粉。后来，这200毫克粉末下到小江的杯子里，而500毫克粉末则下到了小陆剩的1\/4袋奶粉里。第二次和第三次再去实验室称取铊盐，分别是200毫克和300毫克，同样磨成粉末，只下到了小江的杯子里。可是铊盐的致死量并不是一个精准数值，陈震阳说：“致死量的严格说法是‘半数致死量’，就是会导致半数实验小动物死亡的剂量。铊盐对人体的伤害，不可能用人来做实验，只可能做老鼠这样的动物实验，然后推导出一个可能会导致死亡的剂量。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这些都是变数。
”从时间上推算，王晓龙的10年刑期应该早已完成，这个来自宁夏的曾经的化学高才生，不知道现在身处何方。小江和小陆休学修养一年后重回校园，后来与小陆同班的一名北大化学系学生回忆说：“还是能够感觉铊造成的伤害，他会很容易情绪激动，铊是会影响神经系统的。”从科班学生的角度，他说，当年在学校里听说了这桩下毒案后，宿舍里也有过一些讨论，他们并没有因此对铊盐很恐惧，只会觉得下毒者很荒谬，“化学实验室里有很多致命的东西，也有很多离奇的中毒事件，但绝大部分是没有按照操作规程的操作失误，用来害人只是极端个案”。
中国矿业大学的案件，破了案但并没有起诉。投毒者常某做了两次司法精神病鉴定，第一次是他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检察机关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批准逮捕;第二次鉴定却变了，结论是他患精神抑郁症，作案时没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检方又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如果一定要在这个案子里找疑点，那么，只在于两次结论迥异的司法鉴定，关键的案情本身无可置疑，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闭合的证据链，就算没有常某的口供，也足以锁定他就是投毒者。
“一个案件，性质不定的时候，询问的对象是非常多的，受害人整个楼层的同学、同班的同学、老师、老乡、经常来这个宿舍的同学，都要问，定时定位。第一次去宿舍调查的时候，我也见到了这个投毒的小孩，但是并没有怀疑他，还考虑他是不是也有中毒的情况，能感觉到他是个非常内向的孩子，很忧郁，好像就是随你怎么说也不吱声。”徐州的办案警察感慨地说，“这个案子回想起来也算是比较简单，没有多么复杂，但是当时如果时间拖长就很难破了，投毒者非常内向，你可能问他三天两天他也不肯说什么，如果没有手机、电脑里的证据，没有找到作案的注射器，没有证人，没有检测到杯子里的铊，就会很困难，没有证据的话，人也很难审。”
曾经幸福温馨的朱令一家（左二为朱令
再回到朱令案。错过了最佳破案时机才介入调查的警察们，不能确定投毒方式，不能确定铊盐的具体种类、来源。那能够通过推算下毒具体时间的方式来缩小嫌疑范围吗？答案依旧是否定的。
陈震阳很遗憾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朱令的铊含量检测结果来反推中毒时间，还是同样的问题，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从国外的资料和案例来看，铊在人体的潜伏期问题从几小时到几天都有，我只能确定，朱令体内出现过两次中毒高峰，第一次是1994年12月她发怪病去同仁就诊，头发都掉光了，后来又长出来，说明一次中毒高峰完成，她靠身体的代谢挺了过来。铊中毒在体内发作，就是一次性的，像放火烧干草，是不回头的，过去了就结束了。第二次就是1995年3月她到协和就诊。”一次中毒高峰，可以通过几次下毒完成?陈震阳也无法提供解答，他觉得“如果下毒时间间隔短，区分就没有意义，只会形成一次中毒高峰”。得知北大的投毒案里，受害者小江是在半个月内分三次被投毒的，陈震阳也很惊讶，他当年出具的鉴定结论里，小江是“急性铊中毒”。
问题来了：朱令是铊中毒，朱令体内出现过两次中毒高峰，朱令在清华校内中毒的可能性非常高，清华的实验室里有硝酸铊，孙维可以接触到硝酸铊，孙维跟朱令一个宿舍。这些条件足以构成一个完整证据链吗？一名审理过多起投毒案的刑事法官告诉本刊记者：“可能性有千万种，而确定性只有一种。如果按照可能性逻辑来定罪，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有想不到的罪名。”正因为如此，“排除合理怀疑”才会成为最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要在可能性中得出唯一的确定性，唯有依靠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形成闭合的证据链”。
侦查信息之辩
在朱令案里，列举出的上述条件，只能构成“侦查线索”，以这个只能穿起一个“可能性”的链条，每个环节上都有无数可能性。警方可以通过这些线索，来圈定嫌疑人的范围，想要定案，还需要关键的直接证据——而这，恰好是朱令案里最缺失的。
警方办案过程中最令人困惑的细节在于，1995年，警方的调查走访，对于相关人员都是询问，而不是讯问。两年后，1997年4月2日，突然将孙维带走讯问，为时8小时。之后放人，再无动静。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理解?北大毕业的一名刑事法官告诉本刊记者，当年在北大上课的时候，北大刑事侦查领域的博导张玉镶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朱令案，北京市公安局的许多领导，都是他的学生。“记得张老师在课堂上分析过这个案子的证据，他说案发后，警方很快将嫌疑方向锁定了孙维，但是确实没有直接证据。”在这种情形下，到底是选择直接将嫌疑对象带回来讯问，还是继续等待，寻找到关键证据再讯问，不是旁人能轻易下结论的。不过，公众难免会联想到一个事实，1995年，孙维的爷爷依旧在世——只不过，这又回到了“可能性逻辑”的陷阱。
目前看来，要厘清公众的疑问，关键在于警方能否回答当年的调查到底都做了些什么。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侦查信息能否公开？这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支持公开者认为，侦查信息向社会公开，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不过，为避免干扰审判，部分侦查信息可在法院判决生效后进行。反对者认为，除非法律有专门规定，侦查信息不得向社会公开，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防止被追诉人逃避追诉、防止干扰证人作证、鼓励知情人自由作证、保护无辜被追诉者的名誉。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信息绝对的公开和绝对的不公开都是不存在的。在许多案件里，侦查机关都会适度公布案件信息，或是征集破案线索，或是抓捕嫌疑人。例如，警方发布的通缉令，大都包含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身份等侦查信息，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开途径。2005年7月26日，公安部刑侦局下发了《关于实行“办案公开制度”的通知》，决定自2005年8月1日起，在全国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实行“办案公开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绝对意义上的侦查公开，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侦查机关的法定义务。有一定新意的是对办案主要进展的公开，即“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政府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声讯电话等方式方便群众查询案件侦办进展情况和办理结果。侦破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案件后，有关地方刑侦部门应当在公安机关统一领导和组织下，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破案情况和结果”。只不过对群众的公开并非硬性规定，刑侦部门对社会的公开实际上也是破案后的行为，因此这种公开更大程度上具有的是政策宣示意义。相比之下，我国的《保密法》第八条第六项把“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纳入应当保密的信息范围，似乎可以认为立法者更倾向于侦查不公开。
从这些法律规定来看，朱令的父母依据2008年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希望警方公布案件侦查信息的努力，只能是令人叹息的无用功。在这种情形下，最好的方式是要求检察院介入，启动对于公安侦查的监督权，由检方来判断公安的办案过程中是否存在瑕疵、渎职、失职等问题，也可以由检方来判断，侦查中的哪些信息可以公开。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
“在刑事案件里，投毒和放火案本来就是证据最难办的。”那位北大毕业的刑事法官告诉本刊记者，“因为这两类案子，要把行为人和事件联系起来的客观性的东西是非常难以查证的，毒物是种类物，没有特殊性，不像杀人，血迹的dNA是唯一的。”他也提醒本刊记者，在面对这种悬案讨论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两点：“第一，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破，证据灭失了，案子就是破不了。第二，疑罪从无。”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对其他投毒案受害者和部分采访对象做了匿名处理。）